他，献身国防40载，兰台耕耘30余年，被誉为“军档收集第一人”、“军队档案工作默默无闻、无私奉献本质的人格化代表”、“中美两国军人友谊的最好见证人”，先后9次受到嘉奖、一次荣立三等功，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并获得解放军档案馆专业最高奖——“兰台奖”特等奖。
闻听他的感人事迹，从将军到士兵无不为之动容。这位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凡贡献的兰台老兵，就是解放军档案馆原馆员刘义权。
对党忠诚、信念坚定，把在档案工作这个平凡而又光荣的岗位上建功立业作为人生的志向
1971年，一个喜讯传到四川德阳的贫困山区：3年前从这里参军的农村青年刘义权，由于在部队表现出色被提拔为军官，并从地处大山深处的某导弹基地调到二炮司令部机关工作。
刘义权和他的家人沉浸在幸福和喜悦里。从士兵到军官，从山区到首都，从基层连队到大机关，刘义权深知这一切都源自党组织的培养，他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就在那一年，刘义权开始接触档案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队档案事业开始恢复整顿。刘义权等50名从全军各大单位借调的档案干部前往豫西山区我军后方档案库，开始了“整档大会战”，对1927年至1949年间我军革命历史档案进行抢救性整理。
后库工作条件非常艰苦，档案整理全部在简易库房里进行。当时，从全军接收的100多万份历史档案成捆地堆放在库房里，整理任务十分艰巨，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整理工作一直持续了15个月。
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岁月，刘义权至今脸上仍会洋溢着自豪的微笑。他说，这是平生第一次接触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领导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珍贵史料原件。整天和革命历史档案在一起，就好像直接聆听领袖的教诲，感到自己的心和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紧贴在一起。
就是刘义权他们亲手整理的这批档案，成为解放军档案馆建馆的重要“基石”，其中有许多珍贵档案为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大决策直接提供了重要史料印证。1981年5月，党中央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时，与会的一些老同志对“草案”中红军到达陕北时的总人数2.5万人的提法提出数字偏低的质疑。解放军档案馆从这批档案中查证汇总出红军陕北会师时总人数为3.3万余人。依照这个数据，党中央正式通过的《决议》里，表述陕北会师红军总数为“3万人左右”。
对档案工作重要作用的亲身感受和炽热之爱，让回京后的刘义权作出了人生的一次重大决定：调到后方档案库，长期与档案为伍。他的这一抉择，让一同借调来的同志以及那些羡慕他在首都大机关工作的同志大为吃惊。
组织上考虑到刘义权双军人家庭的实际困难，反复劝说他慎重考虑。
刘义权态度十分坚决，他动情地说：“现在社会上说起军人勇于牺牲、爱国奉献总觉得轻飘飘的，而看到革命历史档案的真实记录和史料印证，我心里沉甸甸的，没有办法不为我们的党和军队骄傲，为自己是一名革命军人自豪。我要一辈子爱档案、干档案。”他再次郑重向组织请求重返后方档案库工作。
1981年10月，刘义权终于如愿正式调入解放军档案馆，被分配到第一档案库工作。刘义权到新岗位后，负责清理档案库遗留的十几万件待销毁档案材料，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把其中有价值的全都精心挑选了出来。
馆领导觉得刘义权是一个干档案的“好苗子”，于是就于1983年选送他到军事学院深造，系统学习了档案学管理理论、中共党史、我军战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档案史和世界档案史等专业课程。通过这次学习，刘义权不仅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也使得他从当初对革命历史档案的朴素感情，升华为对档案事业的价值认同。他深深地感到，档案工作虽然平淡无奇，但档案事业却是一项守望历史、传承文明的千秋功业，是党和军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平凡而又神圣的岗位上同样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
一次，他去陕北老区一个偏远县城征集档案，当地的档案馆设在一间破旧窑洞里。在这里,存放了一些红军时期的珍贵档案原件。刘义权找人联系，只见窑洞口蹲着一个抽烟袋的老汉，便向他询问馆长在哪里。老汉说：“我是。”
刘义权非常震惊：没想到如此珍贵的历史档案，竟然存放在这样破旧的窑洞里；没想到条件那么艰苦，还是有人在默默地守护档案。由此他想到，还有多少珍贵的历史档案散存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收集、抢救这些档案刻不容缓。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他的内心深处油然而生。
就这样，刘义权满怀对党和军队档案事业的赤诚，像铆钉一样钉在平凡的岗位上，始终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档案工作中，一干就是38年。
献身使命、忠于职守，把报国之志转化为为军队档案资源建设贡献力量的自觉行动
由于战争原因，我军历史上许多重要阶段和重要方面的历史档案还存在空白，急需进行抢救性、保护性征集。然而随着社会档案意识的提高，档案征集工作越来越难。刘义权为此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
刘义权的立功登记表中有这样一句评语：“他经常深入偏远、艰苦的革命老区征集档案资料。”当年，革命老区为了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如今，刘义权和他的同事们循着革命先辈当年的足迹走进一片片红色的土地，去探寻当年留下的记录当地革命斗争风云的历史档案。
业内人都明白，搞档案征集关键是要掌握线索。每次外出征集档案前，刘义权总是仔细分析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情况，革命战争中有过什么战役、战斗，会形成什么样的文件，做到心中有数。
熟悉刘义权的同事都说：“老刘见到革命历史档案就像见到稀世珍宝，恨不得全部划拉到档案馆来，那种工作劲头让人不能不敬佩、不感动！” 解放军档案馆征集来的许多珍贵档案，可以说是刘义权“争”来的。
我军高级将领档案是军队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刘义权在征集中想方设法挖线索、找档案、争资源，对形成完整的高级将领档案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刘义权了解到聂荣臻元帅原工作人员处存有2800多张照片和档案资料，多次诚恳与工作人员沟通协调，达成了档案进馆保管的共识。后来，某纪念馆想抢先收集这批珍贵档案，刘义权赶到现场和对方据理力争，反复强调聂帅是我们军队的高级将领，按照档案归属有关规定，档案应由解放军档案馆来保管，我们可为纪念馆提供一套复制件，保证了档案顺利进馆，为建立聂荣臻元帅人物全宗档案奠定了重要基础。
1991年7月，刘义权听说粟裕同志秘书处存有重要档案资料，就登门拜访，主动介绍解放军档案馆的保管条件，诚恳地说：“放心交给我们吧，今后要用档案，随用随调。”秘书被刘义权的执着精神深深打动。最终，粟裕大将的2100多份文件资料、录音磁带、历史照片等珍贵档案，被征集进了解放军档案馆，使得粟裕大将个人全宗成为馆藏最为完整的高级将领个人档案之一。国家重点图书《红军将帅手迹选》收录有红军经历的78位将帅珍贵手迹380余幅，选用解放军档案馆馆藏档案200余件，其中有50余件是刘义权直接征集进馆的。
刘义权对革命先烈无限敬仰，在工作中特别注重收集各地革命烈士的档案资料。现在，解放军档案馆保管的大量革命烈士档案，许多是经刘义权之手收集的，这些档案查证了数万名革命烈士和失踪人员的下落，并在有关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山铺战役是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一次著名战役。1989年，当地政府筹建该战役烈士陵园，急需革命烈士的档案资料，派专人到解放军档案馆求助。刘义权从当年在安徽、河南等地征集的档案中找出20多份重要资料，包括高山铺战斗详报、烈士名册等。这些档案详细记载了烈士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以及牺牲的时间和地点，在烈士陵园陈列布展、树立烈士墓碑等方面，都成了基本依据。
研究我军发展壮大的革命历史不仅需要我军丰富的档案史料，还需要从其他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国共合作、国民党起义将领的相关档案自然纳入了刘义权的视线。
1990年8月，刘义权经多方调查了解，得知陕西秦岭山区藏有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方面的珍贵档案。当时，他患严重的胃病和十二指肠溃疡病发作，到医院检查没等检查结果出来就出发了。当地交通不便，刘义权和同事冒雨徒步10多公里，趟过齐腰深的嘉陵江支流，才到达征集地。经过反复做工作，对方被他的真诚所打动，移交800多件档案原件。刘义权完成任务返京后，并没有听医嘱入院治疗，而是到医院开了些治疗溃疡的药，随即奔赴江苏、广东、广西等地继续征集档案。
1999年，刘义权为了征集保存在四川省某单位有关国民党起义将领档案，找到曾任总政群工部部长的邓先群同志，恳请帮助。邓先群部长见他对工作如此上心，随即写了一封信，刘义权找到该单位领导，商谈征集事宜。
2003年，刘义权与同事到河南、河北两地征集档案，途中正赶上“非典”疫情开始蔓延，为了安全起见，档案馆领导催促他们尽快返京。刘义权对大家说：“征集工作好比战斗，我们现在回去，半途而废，就等于没有完成征集任务。”刘义权和同事重新调整工作思路，区分轻重，突出重点，加班加点工作，提前数天完成征集任务，携带着140余件珍贵档案在“非典”大规模暴发前安全返回北京。
刘义权征集档案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也有酸甜苦辣。为了征集档案，他曾经搭乘农民朋友的拖拉机；为了征集档案，他曾多次碰壁、甚至受过委屈；为了征集档案，他曾冒雨上门等候。但他锲而不舍，一次次用执着和真诚打动对方，每次都有所收获。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刘义权跑了25个省市自治区、300多个县市，对散落在各类机关单位、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以及民间的军队历史档案进行了重点征集，共征集各类档案11万件，时间上涵盖了我军建设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内容上涉及到党领导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其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之高难以估量。
这一件件档案，凝聚着刘义权为档案资源建设付出的巨大心血！这一件件档案，像历史老人一样诉说着刘义权对军队档案事业的无比忠诚！
如今，刘义权和同事们历经千辛万苦征集的我军革命历史档案，成为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2003年，上级决定在新落成的解放军档案馆举办反映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军事实践活动历史档案珍品陈列展。刘义权担任档案珍品的遴选工作。他凭着对馆藏档案的熟悉，在展览总体构思、内容分布、档案遴选、版面设计等方面提出了重要意见。这个展览共展出1600多件重要文献和百余件实物档案，其中，刘义权亲手收集的占三分之一以上。目前已接待军委、总部首长和部队300多位将军以及省部级领导干部，2万多名部队官兵和地方人员观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06年7月，军委领导访美，赠予美方二战美军飞行员科尔被中国军民救助的档案资料仿真复制件，以及上世纪50年代失踪的美国飞行员迪恩下落的有关档案的仿真复制件。此事在美国国内产生了强烈反响，展示了我军人道主义的真诚态度，中美军事档案合作由此揭开序幕。这几份档案，都是刘义权和同事们从1986年征集到的有关东江纵队档案中发现的。
他征集的反映当年在浙南一带坚持武装斗争两年多、具有传奇色彩的红十三军珍贵档案，不仅对系统研究红军历史有重要价值，而且成为2006举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档案史料展的一个亮点，引起广泛关注。
2007年7月，解放军档案馆、上海市档案局联合主办的《光荣历史的见证——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档案实物展》展出的700多份珍贵历史档案，大部分是刘义权经手或参与收集的。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央档案馆与解放军档案馆共同组织《城市解放》编辑出版工作。该书被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需要从数万件档案中筛选出与城市解放相关的内容，参编人员非常着急，向正在医院接受化疗的刘义权请教。刘义权主动向编辑人员介绍馆藏档案线索，和大家一起研究确定了符合编辑要求的档案材料和图片，其中收录了他从各地征集的多件珍贵档案和史料照片。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但他坚持不让在书上署名。
据不完全统计，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文选等著作的编纂、党史军史战史研究、军队院校《战略想定库》的编写、《大决战》影片的拍摄，以及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防护、我军恢复军衔制、国庆大阅兵准备、体制编制调整改革、重大演习筹划等重要工作的研究论证中，都运用了刘义权亲手征集和查找出来的大量档案资料。
高度负责、满腔热忱，把求真务实的职业道德情操和敬业精神融入到档案工作实践的全过程
作为一名专业档案工作者，刘义权深知档案是珍贵的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旦损毁，将不可弥补。在他眼里，档案的安全重于一切甚至重于生命。
1990年，刘义权到闽北山区征集档案，在搭乘顺路车返回县城的途中，由于雨天路滑，所乘车辆与一辆运输车发生追尾事故，车的前半部钻进了运输车的底部。当时，现场的人乱成一团，刘义权却紧紧抱着装有档案资料的皮包不撒手，保证了档案安全。这样惊险的一幕，刘义权不止一次遇到。同事们都说：“这些珍贵档案是老刘拿命换来的啊！”
2003年，刘义权到西北某地征集档案，由于条件有限，只能乘坐火车硬座返回。为保证档案的安全，一路上，他一直抱着装有档案的密码箱。其他同志想替他抱，他说：“你们年轻觉多，我年纪大瞌睡少，还有就是我一拿到档案就兴奋，就睡不着觉，你们休息吧。”就这样一直抱到终点站。
在工作实践中，刘义权处处把确保档案安全作为第一标准。1986年，原存后方档案库的大批档案调运北京。承办这件工作的领导和同事出于卫生和美观的考虑，用地毯将档案库和办公区装饰一新，大家看了都很高兴。刘义权却十分着急，坚决反对，一连几天找领导提意见，说：“档案库放地毯不仅容易吸湿受潮，还会滋生有害微生物和小虫子，对档案保管不利。”馆里为此专门召开办公会研究，认为他的意见合理，把地毯撤掉了，排除了档案安全隐患。
刘义权除了搞档案征集工作外，还担负着档案接收工作。工作实践告诉他，做好档案接收工作，必须从制度上探索加强我军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有效办法。针对过去军队档案系统移交、接收档案过程中存在随意性大，缺乏统一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的问题，刘义权刻苦钻研档案理论和法规制度，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主笔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接收文书档案细则》，内容涵盖档案接收工作各个方面，共有15个方面的标准和7个附件、13个附表，于1994年以总参办公厅名义下发。这是我军系统规范军队文书档案移交、接收工作的法规性文件之一，对档案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6年初，解放军档案馆承担了全军档案“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军队文书档案鉴定规范》国家军用标准的立项研制工作。此时，刘义权虽已接近退休年龄，但他感到这是一部对信息化条件下档案收集归档和档案鉴定工作具有重要作用的刚性技术规范，必将对我军新时期档案收集归档和鉴定工作产生重要影响。于是，他自告奋勇，当起此项重大课题的专家顾问，参与其中，与课题组成员一起研究框架、确立目标，逐条梳理和研究制定机关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及文书档案保管期限的具体条目，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如今，凝聚着刘义权心血和智慧的《军队文书档案鉴定规范》编制工作已经顺利完成，当课题组的同志带着成果到医院向他汇报并表示感谢时，他连连摆手说：“只要能把档案收集全了就好。”
由于工作性质，刘义权经常要和立档单位打交道。他在工作中坚持原则，铁面无私，不留情面，在立档单位留下了敢于较真的印象。
1996年，解放军档案馆接收一大批立档单位的移交档案，刘义权带领接收小组负责档案的检查验收。由于数量多、任务重、时间紧，一些单位希望刘义权“高抬贵手”。刘义权深知，如果档案不规范，项目著录不全，接收进馆后就有可能成为“死档案”。他一方面严格把关，不降低标准；另一方面不厌其烦，具体指导这些单位按规定进行整理和编目。有一个单位差距比较大，刘义权连续十几天用业余时间帮助他们修改完成了3个年度数千条档案目录，为他们立起了“活样板”。之后，该单位一直沿用刘义权的编目方法整理档案，成为全军档案工作先进单位。
一年，全军组织档案工作达标验收，刘义权随考核组到一个总部有关部门抓的试点单位检查验收。检查组的同事看到这个单位配备了全新的档案柜，卷盒排列整齐划一，分类标识也很精致，准备在验收单上签字。刘义权却对照考核标准，打开卷宗一卷卷认真检查，发现档案整理、分类编目不符合规范要求，便坚决不同意签字。他的“较真”对该单位触动很大，用了三个月时间进行专项整改，真正达到了验收标准，成为全军档案达标先进单位。事后，这个单位的领导不仅没有因此怨恨刘义权，还特意聘请他担任“义务监督员”。
刘义权以自己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和有求必应的助人为乐精神，赢得了军队档案系统同事们的尊重，他被许多单位称为“编外指导干部”。
刘义权长期从事档案征集接收工作，因而对馆藏家底十分熟悉，如数家珍，被大家称为“活档案”。
1983年，毛主席纪念堂陈列筹备小组准备在纪念堂陈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手迹，其中一份周恩来关于动员学生、青年参加军事干校计划和分配问题给毛泽东、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的信，由于是复制件，没有署明年代，希望解放军档案馆予以准确核对。刘义权由于熟悉馆藏，承担了这项任务，他一连几天扎在档案堆里，查阅了数千件相关档案，最后找到了《中央关于动员近十二万青年学生、工人报考军事干校的通知》，其内容与总理的信一致，时间为1950年，从而认定了该信的准确时间。
档案工作是一项服务性工作，特别需要热情、周到、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刘义权古道热肠，有口皆碑。
随着社会各界对档案重视程度的提升，到解放军档案馆查阅档案的人员也越来越多。有时会有几拨人员不约而同到档案馆利用档案，利用人手紧，接待忙不过来，经常会抽调刘义权帮忙，刘义权总是乐此不疲。刘义权说：“都是为了工作，谁干都一样。”
1997年，湖南溆浦县委组织部致函解放军档案馆，请求帮助查证老红军刘华良的军籍、党籍问题。刘义权主动协助利用部门，凭借对馆藏档案的了解和军队沿革变化的掌握，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干部花名册中查找到了相关线索，证实了刘华良的军籍、党籍，有关部门根据证明材料确认了刘华良的老红军身份，落实了他的生活待遇，使30多年未被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了却了老人的夙愿。
2008年6月，湖北一位90岁高龄的李庆仁老人，来信请求解放军档案馆帮他查找失散亲人下落。他哥哥李庆雍1930年参加红军后，就与家人失去联系。由于老人提供的线索有限，又时隔70多年，连老人的子女都不抱希望。刘义权听说后，怀着对老红军的深厚感情，主动承担了这项工作，像查找自己亲人一样，仔细研究分析，全力查找线索，终于从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人物志及牺牲名册等档案中查证了老人哥哥牺牲的事实，了结了老人多年的心愿。像这样的事，刘义权做了一件又一件，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心系大局、顽强拼搏，把中美军事档案合作交流这个特殊的岗位作为服务国家和军事外交大局的重要平台
2006年4月，刘义权按规定退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工作岗位。这一年，由军委领导直接推动的中美军事档案合作揭开序幕，解放军档案馆急需档案专家整理、鉴定馆藏志愿军档案，希望返聘刘义权担负这项工作任务。刘义权立即重返岗位，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2008年2月，中美两国国防部就查找朝鲜战争前后美军失踪人员下落开展军事档案合作签署相关备忘录，双方军事档案合作正式启动。同年7月，刘义权作为专家组成员，被编入该馆中美军事档案合作办公室，分工负责从中国人民志愿军等档案中查寻相关线索。
刘义权深知这项工作关系到中美军事外交大局，任务十分光荣，责任十分重大。他把压力变成动力，全身心投入工作，决心用工作成绩回报组织的信任。档案馆馆藏有关志愿军档案达数十万件之多，时间跨度从1950年到1958年长达9年，因当时物质条件所限，纸质五花八门，有手抄件、油印件、打印件，字迹很小，常常浸染成团无法辨认。有的档案一件就有200多页，加上行政区划、部队移防整编等变化，一些地名、番号与现在有很大差异。特别是档案目录不能全面反映档案内容，必须一份份、一页页、一行行辨认、查找、分析、整理。
刘义权每天都戴着老花镜，拿着放大镜，全神贯注地逐件档案查找朝鲜战争前后有关美军失踪人员线索，一翻就是几个小时，一坐就是半天。天天面对枯燥的档案，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酸胀不已，累了就趴在桌上休息片刻。高强度、超负荷的伏案工作，让刘义权积劳成疾，大便常常带血，疼痛难忍，实在受不了，就围着办公桌转几圈，又坐下来继续工作。
由于工作劳累和紧张，刘义权忽视了身体发出的癌变信号，一再延误去医院诊疗。去年9月，刘义权拗不过领导和同事的劝告，只好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医生非常惋惜，告诉他直肠癌如果发现及时，一个小手术就能切除病灶。一旦发展到晚期，什么情况很难预料了，必须尽快手术。
刘义权十分震惊，他怕家人担忧，也担心手头的工作半途而废，就强迫自己镇定，揣着检查结果直接去办公室把病情告诉了处领导，要求替他保密。
刘义权诚恳地说：“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我手头的工作关系到中美军事交流大局，分配我的任务没完成，我不甘心啊！”处长深受感动，眼含泪花答应了。
一周后，刘义权被送进医院，手术前，他显得心事重重。老伴长期从事档案工作，很理解他的心情，宽慰他说：“有病也干不好工作，还是先把病治好再说。”
手术后，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向淋巴转移，叮嘱他老伴不要告诉他真实病情，务必注意休息，及时安排治疗。但化疗的效果不够明显，刘义权在医院里实在待不住了，一直向老伴念叨着工作的事。刘义权惦记手头的工作，化疗未满一个疗程就要去上班。老伴担心他的身体，坚决不同意。
刘义权急了，冲老伴嚷嚷：“如果你不希望我倒下，就让我上班，不要让我离开档案！”
老伴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刘义权当天就去找馆领导，馆领导很感动，劝他继续在家休息治病，病好了再说。
刘义权说：“岗位就是战位。只要我没倒下，就要坚持工作，就是累死在岗位上也心甘情愿。再说这批档案关系着大局呢，让我把任务完成吧。”
靠着这种信念的支撑，刘义权拖着被癌细胞吞噬着的病体，又返回到他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像往常一样抓紧点滴时间查阅档案。为了不让同事看出他的病容，以往不太讲究的他，每天都把自己收拾得很整洁，始终保持着昂扬的精神状态，每天工作长达7个小时。
2009年3月，刘义权病情发展，癌细胞向右髋臼骨转移，需要接受放疗，刘义权仍坚持工作，每天直到下午5点才去医院。
为了让刘义权多休息一会儿，同事每天从库房调档案时故意少一点、慢一点。刘义权知道这是在关心自己，就不停地催促，央求给他再调点档案。否则，他就站在办公室不走。
刘义权的工作记录中有这样一组催人泪下的数字：解放军档案馆馆藏志愿军档案数十万件，由刘义权同志负责其中6万多件的查阅工作，至今已查完5万多件。其中癌症确诊前鉴定5万件，确诊后8个月来，他强忍病痛折磨，在不断放疗、化疗中坚持完成了5000多件的查阅工作，经他清点标注的档案有41355页之多。目前只剩不到9000件没有鉴定完。即使是这近9000件未竟的工作，至今依然是他时时的牵挂、未了的心愿。
这5万多件档案，见证了他为中美两军档案合作作出的不懈努力，体现了他“使命重于生命”的献身精神。
在刘义权和同事们的辛勤工作和努力下，现已查找出有重要价值的涉美档案信息。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为中美军事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透过军事档案合作这个窗口，直接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对人权的理解尊重，对人道主义关怀的真诚态度，充分展示了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仁义之师的良好形象。
2009年4月9日，美国国防部档案代表团参观访问解放军档案馆。在参观过程中，代表团成员了解到刘义权身患绝症还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为查找美军失踪人员线索而工作，深受震撼。当刘义权从放满档案的桌边起身，并精神抖擞地向远方客人微笑致意时，现场所有人都感动了。他们面对眼前的这位身患绝症的老军人，不由得肃然起敬，集体用真诚的掌声向刘义权表达敬佩和感激之情。美国国防部负责战俘与失踪人员搜寻工作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查尔斯•雷把一枚写有“保守承诺，你没有被遗忘”字样的纪念章放在他的手心，动情地说：“合影之前，我要送个纪念品给这位亲爱的中国兄弟，欢迎您加入我们这个家庭，您坚定的意志和力量一定能克服病魔。您就是体现美中军事合作和两国军人友谊的最好见证人。谢谢您！”
代表团成员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查找战俘与失踪人员司令部司令多娜•克里斯普海军少将也深受感动。她托起刘义权的双手，将一枚写有“等待你们回家”的纪念章放进他的掌心，眼含热泪说：“我代表失踪人员的亲属感谢您，对所有美国人民来说，您是一位英雄，您用最珍贵的时间来为我们进行查找工作，再一次感谢您，我们将一直为您祈祷，祈求上帝照顾您，帮助您！”
这位美国将军回国后专门致信解放军档案馆领导，对刘义权和同事们在中美档案军事合作上所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表示赞赏。
崇尚荣誉、甘于奉献，把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革命军人的政治本色体现在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刘义权不论在职还是退休，都是竭尽所能为组织分忧，凡事总是为别人着想，把军人荣誉看得重如山，把个人利益看得淡如水，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守了入党时的庄严承诺。
刘义权常说：“党员就要有个党员的样子，自私自利就不配作党员。”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一年，档案馆安排一名团职干部转业，这名同志希望组织能按标准给其解决一套住房。档案馆房源十分紧张，领导非常为难。最后协商一名退休干部移交地方安置后，把他的师职房调整给刘义权，转业干部住刘义权的团职房。刘义权在退休干部师职房没有腾出的情况下，二话没说就把三室一厅的房子让给了转业干部，自己一家搬到了一间半的小房子。刘义权是这样做妻子和儿子的工作的：“战争年代，战友们生死与共，同甘共苦；和平年代，我们牺牲点个人利益又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是组织上的人，就理应为组织分忧。”就这样，刘义权在30多平米的小房一住就是两年多。
刘义权的家庭负担较重，退休后原本打算再找一份工作，并很快被一家公司相中。时隔不久，馆里志愿军档案鉴定工作启动，急缺人手，考虑到刘义权既熟悉馆藏，又忠诚可靠，想返聘他负责此项工作。但由于经费紧张，馆里给他的返聘费无法和公司开出的优厚待遇相提并论。领导觉得过意不去，刘义权则说：“我在馆里干了半辈子，馆就是我的家，给家里干活还谈钱吗？就是一分钱不给，我也愿意干。啥也不用说了，我明天就来上班。” 刘义权马上推掉地方公司的工作，回到单位报到。
刘义权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但他到退休仍只有中级职称。他经过军事学院深造，发表过多篇专业论文，先后给许多全军立档单位和院校授课辅导，完全具备高级职称参评资格。但他对名利看得很淡，多次把机会让给年轻同志。每次职称评审时，领导和同事都督促他写申请参评，他总是说：“文凭、职称不重要，只要把工作任务完成好，我就心安理得了。”
刘义权不仅自己保持军人本色，对儿子的教育也十分严格。他常年出差在外，顾不上儿子的学习，儿子只是考上了职高。由于工作不好找，儿子提出与朋友合伙开酒吧。
刘义权特意到酒吧周边了解了情况，回来就把儿子叫到跟前，很严肃地说：“开酒吧可以，我支持你干事业，但是有一点，绝不能搞那些污七八糟的事，要挣干净钱，别给军人家庭丢脸。”由于经营不善，酒吧没有办下去，刘义权又鼓励儿子说：“做人比赚钱更重要，只要你踏踏实实干事，老老实实做人，你将来一定能干成事。”父亲对儿子的严格要求和谆谆教诲，时时激励儿子不断进取，现在他的儿子搞形象设计，在圈里小有名气。刘义权的新居经他设计布置后，虽然简朴但显得很有艺术气息，让同事们赞不绝口，这让刘义权倍感欣慰。
刘义权返聘后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上班时埋头苦干，下班后谈笑风生。直到去年9月手术，许多同志才得知他的病情。
今年6月12日，刘义权病情发展，必须入院治疗。这一天，他强忍病痛早早来到办公室，看着熟悉的工作平台和难以割舍的档案，这个坚强的四川汉子眼里噙满泪水。他清楚这一次离开岗位，很可能就是抱憾永别。尽管桌面非常整洁，他还是一遍又一遍地擦拭、整理，神情专注得就像和一生的挚友话别。刘义权一个劲儿叹息：“还有9000件没查完呢！”
刘义权同志的感人事迹还有很多。记者在解放军档案馆采访时，从馆长计英春、政委孙德飞，到所有官兵，谈到刘义权总是眼含热泪，心怀敬重。大家深情地说：“刘义权的事迹展现了当代革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全国百万专兼职档案工作者的优秀职业道德情操。他，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