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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昌绪回忆在西北工学院时的几件事
2015-11-06 10:12   审核人:

他一生和各种各样的材料打交道,在高温合金、合金钢等领域为中国创造了多项第一,却仍自谦“好管闲事”。

他年逾九旬,罹患多种疾病,依然孜孜不倦奔波在科研前沿领域,践行着年轻时“实业救国”的卓越梦想。

这位被称为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著名材料科学家、战略科学家、两院院士师昌绪,西北工业大学杰出校友,在母校70周年校庆之际回忆在西北工学院时的几件事,从这几件事,我们可以感受那一代西工大人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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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昌绪 2008.1.8

光阴荏苒,母校七十年华诞正向我们悄悄走来。在金秋十月母校70岁生日来临之际,有天高云淡作背景,有金风送爽来祝贺,有硕果累累在证明,有莘莘学子久久不能忘怀的融融母校情来相伴。难忘母校,难忘恩师,难忘同学情深,让我们来聆听他们的心声。本文作者当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如今已为我国著名材料科学专家、两院院士。师昌绪先生将其对母校的深深眷念之情和浓浓的爱意,及其当年在母校求学、立定报国志的一幕幕,如同画册一般 ,融入在他的字里行间……

我是1945年夏毕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工程系冶金组的一名学生,并获学士学位。

1945年春底国立第一中学一分校,毕业后,经过千辛万苦辗转从河南西部的西峡回来到陕西南部的城固县。那时大学都是夏季招生,秋季入学,我们在春季中学毕业以后,也可以找些工作,也可以入大学先修班,于是我便入了设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大学先修班”,西北师范学院的前身是北京师范大学,先修班的教师来自原师大附中,水平很高,要求也很严,结业时我考了个第二名,被保送到西南联大,由于缺少路费,未能成行。不得已就近又报考了西北工学院。

国立西北工学院原是西北联大的一部分。西北联大由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北平大学及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组成,先是称为西安临时大学,后来移到陕南。不久,于1938年7月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及国立西北医学院,西北工学院由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及后来从河南焦作搬来私立焦作工学院组成。当时西北工学院设有八个系,即土木、矿冶、机械、电机、纺织、化工、水利及航空,师生共4000余人,是当时国内工科学科齐全,人数最多的一所工科大学。那时我报考矿冶系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那时实业救国的思想根深蒂固,开矿炼钢当属首位;二是西工矿冶系设备比较齐全,因从华北搬来的那几个大学都是赤手空拳,而焦作工学院原做英商福中煤矿,在沦陷前即搬到后方,图书、设备和标本齐全,因而报考了矿冶系。发榜以后,九月入学,一混就是四年,现谨将给我印象较深的几件事供大家分享。

(一)大学一年级潜心读书,躲过很高的淘汰率

从1941年开始,西工一年级开始在距离校本部40里以外的七星寺上课。这是一个环境幽美、全新校舍、远离闹区的一片净土。我们这一年级被分为甲乙丙三班,我是丙班,在这一百多个学生中,只有几个女生,星期天都在上课做习题,虽然生活很苦,倒也苦中有乐,因为没有使人担心的琐事,一心只知读书,不问窗外事,只有那些中日战争形势经常失利和国共冲突没完没了,有时使人烦心,但也无能为力。

我们专注读书的情况,可用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高景德和我在当时的交往为例,高景德与我是同班同宿舍,可是我们很少在宿舍见面,因为他经常在半夜才从教室归来,而我在那时正在酣睡;我则两三点起床,一直在教室学习到吃早饭,因此,我们尽管同吃、同住、同在一个教室上课,在一起聊天的时间不多。只有到了二年级,他入的是电机系电力组,我选的是矿冶系冶金组,但有些共同课程一起上课时,(如机械学、材料力学、应用力学)才有更多的接触机会。由于我们两人在所在班系在学习上名列前茅,1945年毕业的那年,我俩是全校五个“林森奖学金”获得者之一(林森是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解放后他留学苏联,是我国第一名苏联博士,20世纪80年代他成为清华大学校长;我在1948年出国,回国后1980年我们同批被选为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1984年我被聘为这个学部的学部主任,不久,高景德被选为副主任,有很好的合作关系。

当时,西北工学院一年级的课程很多,教课教授主要是经验丰富认真负责的老教授,如教物理的黄苍林教授,教英文的张朵山教授等,他们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在考试前从不限范围,甚至是突然袭击,完全出于平等竞争。所以学生虽然日以继夜地在攻读,考试完毕后,总有几名不及格的,一年结业时有三分之一左右被淘汰,不是留级,就是勒令退学。

(二)在古路坝期间艰苦奋斗,苦中求乐

在抗战期间,大学所在地有三个坝(在中国西南将山中小平原称之为坝),那就是四川成都附近的华西坝,是华西大学所在地,重庆中央大学及重庆大学所在的沙坪坝,以及陕西南部秦岭及巴山山脉之间的古路坝,这是西北工学院所在地。人们称这三个坝为“天上、人间、地狱”。因为这三个地方生活条件相差十分悬殊而得名。古路坝是一个大天主教堂之所在地,据说那里的土地都属于教堂的领地,附近多属贫苦教民,以务农为生,是落后的贫苦地区,古路坝北距县城(城固)40里,向西70里可到陕南最大城市汉中,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有滑杆供老弱及富人享用,这样的地方,如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却像旅游胜地:空气清新、竹林遍野,有时还有潺潺的小溪流过,宏伟的大教堂,屹立山头,早晚还有清脆的钟声,但是对长年居住在那里的青年学子来说却没有那种感觉,吃的是红稻米稠粥,住的是十几个人一间的干打垒宿舍,除了读书学习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娱乐,只有在七八里以外有一个小镇,叫盐井坝,偶尔有一场汉剧(有像京剧),不少同学与农民混在一起,站在台下挤来挤去,等看完戏回到古路坝时,已是深夜。古路坝只有一个像样的饭馆,叫“中华食堂”,那里经常客满,是供那些有经常来源的人享用,像我这样只靠贷金维持生活的贫苦学生,不敢问津。生活苦燥的另一个原因是青年学生中的男女比例失调,像在古路坝的几百名学生中,女生不过十几个,而且主要分布在化工与纺织两系,所幸那时的大学生都是流亡学生,无家可归,朝夕相处,感情至深;每逢饭后,三三两两绕着古路坝山头绕来绕去,倒也悠闲自在。到了节假日,打球的打球,玩牌的玩牌,更多的是在教室学习和开展学术活动。像我这样的书呆子,既不打球,也很少玩牌,于是我们几个人发起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叫“金风读书会”,主要从事学术活动,丝毫没有政治背景,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却成了说不清的“反动组织”。

(三)青年从军的一幕

1943年日本人打到贵州独山,距重庆只有几百公里,国民政府蒋介石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号召大学生参军,西北工学院自不例外。在秋天的一个早晨,全院师生齐集升旗院,按班级列队,潘承孝院长主持会议,讲了国难当头的紧急情况,动员全体师生投笔从戎。首先由他签名,继而教务长、训导长及全体教授、讲师和助教,同时并宣称爱国青年请靠一边,在这种情况下,有谁甘心做不爱国的青年呢,因而除极少数青年从旁门溜到后山去以外,全体师生依次登台签上自己的名字。我当然也不例外,名单报到重庆教育部后,只批准了40多人,其中不包括发起动员学生从军的国民党党部总干事,于是惹怒了与之做对的广大群众,大声叫骂,当时院内热门非凡,特别在召开欢迎大会时,对致欢送词的人选存在很大争议,最后推举我出面,才算平息了下来,因为我是双方都接受的人。后来这位总干事在群众压力下,也参加了青年军,据说参加青年军的大学生多数派往缅甸,成为中美联军的翻译;他们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也增长了阅历,又锻炼了英语会话能力。

(四)系主任带头拒绝参加“谢师宴”

抗战时期的西北工学院,所有学生虽然都靠国家贷金维持生活,但是到了毕业那年,每个班级都要举办一次“谢师宴”,宴请本系教师以表达感恩之情,在我们毕业的那年我却惹了大祸,由于我在系会上做了有害本系教师尊严的发言,系主任带头拒绝参加我们举办的谢师宴,成为我这一生最为尴尬的一桩蠢事。

其缘由如下:自升至二年级到古路坝以后,我一直是班代表,主要因为我热心公益事务,肯为同学服务而又很少偏见。到了三年级又被选为矿冶系系会主席。当时我深感矿冶系的某些教授老气横秋,他们虽然都曾在美国有名矿业学院留过学,如科罗拉多矿院及米苏里矿院,但他们编的讲义多年不换,靠老本应付差事,我深感误人子弟,所以我根本不听他们的课,他们在台上讲,我从图书馆借一本与之相关的英文原版在台下看,因他们的讲课不屑一听。从系风来看,比起机械系和电机系等也显得死气沉沉,没有活动。为此,在一次全系大会上,我提出了批评,这就惹恼了几位年老的老教授,到了请他们参加我们召开的谢师宴时,他们拒绝参加,并说:“我们不配当你们的老师”。当时同学们的反应不一,有的对我倍加责备,不该出此伤害老师自尊的言语;也有不少同情我的发言,觉得应该给他们一些刺激,但是做为当事人的我,却感到内疚。众人商量的结果是向几位开明而有影响的教授求援。一位是担任国家技正职务的李善棠教授,为了参加谢师宴,他正从汉中来古路坝途中;另一位是知名地质学家张伯声教授(解放后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们都答应出面斡旋,最终以我向他们道歉了事,按时在“中华食堂”完成了这次谢师宴,从中我也受到了教育。

总之,在西北工学院的四年里,在治学上我得到了严格的训练,并获得全班第一名的高分;通过为大家服务,也学会了如何做人,那就是与人为善,海纳百川。如果说我有什么成就的话,和在西工四年的酸甜苦辣的生活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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